前一篇文章提到，韓國在 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時，為了獲得 IMF 的貸款，將一系列勞動彈性化入法，所謂的彈性化就是指大幅增加非正規職（包括約聘、臨時工），好讓企業更「有彈性」地縮減人力。之前的韓國如日本一樣採終身僱佣制，隨著勞動市場的劇變走入歷史。

根據韓國統計廳自 2003 年以來的數據，非正規職佔勞動人口比例歷年皆在 33％ 上下徘徊，即便歷任政府打算降低非正規職數量，數字幾乎沒有太大變化。2021年受疫情影響，甚至小幅增加至 38%。若以性別來看，女性中約有 45% 的勞動者為非正規職，遠高於男性的 30％。

那麼非正規職的待遇落差究竟有多大呢？根據 2021 年的統計，非正規職與正規職的平均薪資，今年較去年皆增加 3% 以上，然而正規職平均薪資約 333.6 萬韓圜（約台幣 7.7 萬），非正規職則為 176.9 萬韓圜（約台幣 4.1 萬），兩者相差將近快一倍，這樣的差距也創下歷年最高。非正規職既然是為了「勞動彈性化」而生，資遣費當然無法好到哪裡去。韓國正規職資遣費可以拿到週薪的 27.4倍，幾乎等同半年薪水，不僅是非正規職的 3 倍，而且還是所有 OECD 國家中最高的。因為要解雇一名正員工所花的成本太高，間接也使企業不願意開太多正規職缺，近期也有檢討韓國對正職員工的保護過度的問題。

除了薪資上的不平等，穩定度天差地遠，有些公司還會用識別證的顏色區分約聘職與正規職，員工家庭日這類活動約聘職也都無法參加，在各個方面都可感受到明顯的不平等。2013年的韓國電影〈實習男生存法則〉（韓文片名：10분），非常具體的表現出韓國公部門約聘職缺與正規職的不平等，以及青年就業的問題。

文在寅政府上任後，提出任內將公部門約聘職歸零的政見。2020 年 6 月，屬於國營企業的仁川機場公社宣布將2,000 多名負責保全的約聘人員全數轉正。結果非但未獲得國民肯定，反而受到全國上下排山倒海的反彈。

首先反彈的是其它經過考試錄用的正職人員，他們認為自己拼死拼活才成為公務員，這些約聘職相對容易錄取，這樣等同在打臉這些循既有管道的公務員。第二個反彈最大的族群，則是正在準備國家考試的國考生，理由大致和前面相同，而且他們擔心政府讓大量的約聘轉正職，會擠壓到未來公職考試所釋出的職缺。同時網上流傳為著有人看準政府將約聘歸零的政策，直接放棄大學學業去當約聘，結果就真的轉成正式公務員的傳言。

不過也有學者認為，這些職缺本來就存在，而且並非是新開缺額，所以對正在準備公職考試的人並未造成太大影響。後來這項爭議過後一年，相關約聘缺轉正的措施仍在原地踏步。

韓國非正規職所造成的沉痾已久，而且青年層因為升學、求職、房價所造成的壓力已經逼近臨界點。就像是發炎許久的膿包，隨便插一根針都會爆發反彈。而且這樣不良競爭環境下，只會造成更多「我這麼辛苦，這些人憑什麼走後門」、「正職的責任本來就比較重，權益比較優也是應該的」這類不平等的對立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