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1日，日本在新任首相岸田文雄解散眾議院後，舉行了眾議院選舉，結果由新任首相岸田文雄所屬的自民黨與公明黨組成的政治聯盟獲得國會過半席次，岸田文雄確定續任首相，也得已讓自民黨暨前首相安倍晉三到菅義偉，在疫情之下的一連串招惹民怨的政策連累，民調創下歷年來最低的情形之下，保住執政地位。關於這次的眾議員選舉，總投票率為53.68%與上一屆的眾議員選舉（52.66%）略微增加，但以歷年（最高76.99%）來看，總體投票率處於下降的趨勢。

相較於台灣，20歲到24歲與25歲到29歲之間，在2020年全國區域立法委員選舉的71.2%與71.8%投票率的巨大差距，是否可以判斷日本的年輕族群普遍對於政治無感？觀看過去紀錄，在1990年日本年輕族群投票率也曾達到57.76%，戰後經濟開始蓬勃發展初期的1967年更是高達66.69%，在外界看來位列先進國家標竿的日本，年輕族群的政治參與度呈現下降走勢，顯然對於民主國家而言並不是健康的發展。

在與幾位平均年齡20歲的日本學生聊天的過程，一聽到投票等與政治相關的議題時，都會感受到他們對於這些議題的排斥，雖然有些人會有禮貌地說，因為自己不清楚政治的事情，怕如果將自己重要的一票投給任何自己並不清楚的候選人，感覺「不是很負責任」，但當問到為什麼不去嘗試了解的時候，都只是答非所問地說自己對於現在的生活沒有什麼不滿。在更近一步地詢問之下，才勉強嘟囔幾句像是「政治感覺很黑暗」、「反正去投票也不能改變什麼」的話。我可以明顯地感受到，他們對於政治的印象都是極其負面的。

也許，這樣的現象與日本各方面的社會發展有關。時空背景方面，日本戰後歷經經濟快速發展到經濟泡沫後，政府實施的強制經濟制度衍生出如終生僱用制度（現已取消）等措施。這些措施帶來經濟穩定之後的影響也造成民眾普遍選擇依賴領導階層。同時在日本崇尚服從，群體利益優先，遵守規定與整體的社會氛圍中，強調大家都應在一個無形建構出得嚴謹社會制度之下生活。在這樣的氛圍淺移默化之下，形成一種沈默的約束。此外政治階層方面似乎也並不希望過於增加年輕族群的政治參與意願，雖然在2015年將投票權下修至18歲，但綜觀政府官員，政府核心人員幾乎都是超過50歲，即使青年族群進入政治，沒有政治身家背景也難有參與政治決策的機會，這樣的高牆無疑打消了許多年輕人參與政治的想法。

此次眾議員選舉，我罕見地聽到一些周遭已經在工作的日本朋友開始討論去投票的事。在新冠疫情的影響之下，日本的民生經濟遭受重創；已經進入社會，正為生活奮鬥的日本國民也開始意識到，如果自己再不投下手中的選票，整體國家政策的得益族群將與自己漸行漸遠。單從2019年參議員選舉到這次的眾議員選舉來看，30歲到50歲的投票率增加最多。可以說疫情的影響不只對日本的產業結構造成影響，國民的政治參與度也開始轉變，我認為是好的轉變。在日本時刻能感受到人民對於「階段性」的重視。「成年」對日本人來說極具意義，同樣地，「學生」與「社會人」在身份與思想上也有著巨大的鴻溝。也許投票這件事情並不是學生階段重要的事情，只有真正進入社會，成為日本社會的一份子，開始感受到經濟壓力之後，政治參與才會被列入考慮範圍。

對於年輕族群而言，國家高度發展，網路發展蓬勃，第三大經濟體的日本，自然是世界最新資訊的集中地之一。手上握有能快速更新資訊的媒介的青年，每年，每個月，甚至是每天都有大量不同的新資訊涉入，對於相對帶有陳舊，濃厚家族世襲感等負面印象的政治死水難以提起興趣。

為了增加年輕族群的參與，本屆眾議員選舉非政府組織的VOICE PROJECT廣邀受年輕族群歡迎的藝人－菅田將暉、橋本環奈等人錄製短片鼓勵投票，但成效不彰。相對於台灣政治選舉充滿的不群定性，日本的政治選舉要好操作得多。過去歷經泡沫經濟辛苦奮鬥的上一輩，積極參與政治的選民也已近晚年，日本政府只要繼續完備中老年照顧政策，照顧好這群「會出來投票的人」，就能輕易地保持執政地位。而對於「不會投票的」年輕一輩，未來實現這些政策的代價，例如稅金的增加，自然就轉嫁到他們身上了。